第九章愤怒与攻击

　　英语单词agression(攻击，攻击性)最根本的含义是朝某个方向运动。这是一个起源于拉丁语的简单词，蕴含着能量与方向。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这个词获得了大量的道德与感情方面的内涵。在一百名大学生中作三次测试，问他们该词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结果是几乎五十对五十扯平。这些人中一半将它解释为建立或完成达到建设性目标所必须的干劲和力量;而对另一半人来说，它意味着跟战争、暴力与剥削相联系的破坏性。

　　影响西方文明的种种道德观念，诸如“办事适度则能获得整个世界”，“打你左颊，你应将另一脸颊转过去让他打”，“要让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所有这一切在文化的潜意识中融入了一种对采取断然行动来达到预期目标这一过程的强烈负罪感。但与其归咎于这些宗教与道德的教诲本身，还不如归咎于人们对这些教诲的普遍曲解。例如：事实上要一头骆驼穿过针眼在现实世界中是可能的。因为在这个譬喻中，针眼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城门的名称，最初这是当地法律的一项条款，禁止骆驼从这一城门出入。

　　在当代社会中，“攻击”这个词成了入侵别国领土，无论是军事上的，如象美国在朝鲜或越南干的那样，或是经济上的，如入侵另一公司的销售领域，或者是人身方面的，如一个人剥削另一个人。当我们把一个人称为“攻击性”人时，眼下是用了这个词的贬义内涵，暗指他自私、贪婪、心怀敌意，有时甚至是个危险人物。当一个人追求自己目标时，可能对他人造成危害，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击性在何种条件下、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

　　实际上，当人们将它转向合理目标时，当个人目标与他人的权利处于某种恰当的平衡状态时，攻击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健康和高度道德的品质。例如，教育正朝着这样一种体制发展，它允许班上的不同的学生根据其天赋才能有不同的学习进度。这就是迈向释放健康的攻击性的第一步。以前，聪明的孩子受到惩罚，为了全班的缘故，必须拖住他们。而较迟钝的孩子，每当他将自己的分数与班上别的同学比较时，则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迟钝。

　　比较先进的公司集团自我发展的努力不是放在兼并、增员以及增设新的科室方面。而是放在开设新的、小型的、更有革新精神的公司，它们的经理有寻求刺激的革新精神，他们有着较大的经营自主权。这便是释放建设性攻击性的范例。在学生运动中，积极的攻击性也大有用武之地，学生可以通过与课程设置委员会接触，要求对决定他们教育的性质有部分发言权。

　　任何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攻击型的人是和他的情绪、精神状态与性格密切相关的。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提出，任何人都拥有一定的能量——从有机体和基因中产生的生物能。自由驾驭这种能量的程度大小受许多因素制约。即使环境条件对于成为攻击型人才十分有利——当主动性与创造性行为受到高度评价而不是被窒息时——大多数人仍有一种内在障碍，限制了他们自由地成为攻击型人才。

　　一位有经验的企业家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可靠的人更难找。而精力充沛、能坚持到底的人，能不断开拓前进、亲眼看到工作完成的人，简直是屈指可数。我们的社会看来不能培养出开拓性的人才。每当主动性崭露头角，好像人人都想赶快把它掐掉。”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能量自由外流都有顾忌，因此看到别人显示出主动性便惊慌失措，妒忌与竞争性也随之冒了出来。有一个人能真正为别人的成就感到快乐，就有更多的人妒忌、怨恨、指责他们，来弥补自己攻击性的不足。

　　由于被人接受是正常的需要，因此许多聪明、有才华的人因为具有攻击性而被大泼冷水，并冒着被社会遗弃的风险。人人都能记起同学之间有一种压力，要求每个人在学业上尽量不露锋芒，不要流露出对功课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只是为了免遭全班同学的嘲笑与白眼。同龄人的压力，病态地逼着人们走中间之道。

　　除了环境影响外，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的攻击型人才还取决于他本身性格中的某些成份，其中最重要的是驾驭怒气的本领。攻击与发脾气是两回事，但攻击能力与一个人能否成功地处理愤怒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正常的愤怒，相反，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这种愤怒常常披着紧张、激动、肠胃不适和恐惧的外衣——总之它可能披着任何伪装，除了抑郁的真实面目之外——到处惹事生非。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描述了他称之为“战斗——逃跑”的反应：人类面对危险时作出的反应不是愤怒——自我防卫和进攻，就是恐惧，如可能的话就逃跑。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恐惧和逃跑是其对精神压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

　　为什么患有慢性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的人难以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处理自己感情的方法模式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在每个家庭或每一种文化内部世代相袭。譬如，要是在家庭内部表达合理的愤怒是不能容忍的，或者，如果任何独立意识或抗拒的表示都受到挫折，那么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全部被赶到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感情被掩盖起来，沟通也被阻塞了。

　　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位五十一岁的妇女，当她对自己与丈夫的关系感到捉摸不定时，就开始失眠，心中一阵阵焦虑不安。他丈夫在这场婚姻的整个过程中给予她的温情与支持微乎其微，而指责却是大量的。他对生日或周年纪念日毫不关心。即使当她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他发生龃龉时，他对她也十分蛮横。婚姻生活期间一切大事都由他一人说了算。

　　十几年来她对这种家庭模式任劳任怨，并以种种方式支持丈夫。后来，她父亲突然去世。在悲痛之余，她开始对自己婚姻生活的实质产生了疑问。她曾一再受到伤害，感到愤怒，但是为了合家和睦的缘故，总是忍气吞声。她流露感情的唯一方式就是三天两头害些小毛小病，这些病痛不停扰乱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社交活动。

　　当她挺过了急性抑郁反应，终于鼓足勇气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事实证明丈夫十分愿意改进自己的态度来表达更多的温存，对于她的价值也给予更高的评价。他抱怨道：“多少年来，仿佛她在请求我对她表示冷淡，为什么她不早点儿说出来呢?”

　　答案应从她的成长过程中寻找。她的双亲是一对刻板而又缺乏感情的人，不能容忍家庭内部有任何分歧。父母双方都扮演各自的角色：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供养者、操持家务者等等。每一个角色都附带一定的要求，这些要求不能辜负，只能严格地、毫无怨言地照办。谁都很少流露出温情，愤怒则更不必说了。子女的自发性受到非难，赞扬几乎绝迹。

　　她婚后体验与处理自己的感情特别是愤怒时困难重重。事实证明，产生这些困难的温床是她那僵化的、缺乏感情的童年家庭。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掩饰着自己的敏感与自信心的不足。她丈夫由于忽视她的感情，也不知不觉地掉进了这一窠臼，而这种模式使她的自发性更加枯竭，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也更加深重。要他开口把内心的情感想丈夫倾诉比登天还难，因为一旦张嘴，她也许会喷射出一直埋在心底的怒火。

　　她父亲去世后，她得了急性抑郁症，上精神病诊所咨询。在精神治疗中，她第一次发泄出内心的创伤与愤怒，并暴露了她饱经创伤的自尊心所承受的痛苦。当她的激情一经渲泄，她不仅显得精神抖擞精力也不断旺盛起来。多年来她第一回觉得能自由自在地主动与丈夫交谈。一直蓄积在内心的愤怒，如今被引向外界，成了保护自己的武器。当这一怒气平息下来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充分的表达自由。一旦出现矛盾，她能够镇静、直接地正视它、对付它。如果有正当理由，她就发怒。

　　敌意的释放导致情绪高涨，使正常的攻击性回归，这是治疗抑郁症时常见到格局，病人仿佛心底储藏着一股无法表达的怒气，在治疗时一点一点地发泄出来，直到完全排完为止。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强烈要求跟自己所爱的人保持一致，有时这种倾向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混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样一来，向自己父母或爱人发火就变成朝自己发火。当这种怒火被引向外界之后，自尊心便能得以恢复。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抑郁症患者害怕自己内心的愤怒。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童年发育时期、特别是发育的“口腔”与“肛门”阶段形成的。这发育早期造成创伤的事件，会使人们日后需要依赖他人时不知如何行事。当依赖要求遭到拒绝时，无论是现实或出于想象，他们的反应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勃然大怒。

　　儿童发育的肛门阶段指的是孩子接近三岁的时候，这时大小便的训练已经完成。如果这一时期养育孩子的方式过于死板，便会压制儿童的热情与自发性，使他们失去朝气，还会遏制他们的创造潜力，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掺入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成分。这样做还会导致一种强制性，使儿童在今后生活中缺乏精神复元能力。童年时期上述这些心理焦点的结合，会在成年时产生强烈的、无法满足的依赖需求，它是沮丧与愤怒的来源，还会造成一种僵化的情感能力缺损，威廉赖希将它称之为“情感障碍”。这就使人很容易罹患抑郁症。

　　弗洛伊德本人曾作过这样的臆测：人们会发现他的许多心理学概念，包括抑郁与敌意之间的关系，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这些生物因素终将会被认识。譬如：现已发现，甲状腺亢进(甲状腺活动过分)患者倾向于过分容易动感情。而甲状腺功能衰退的人则倾向于冷漠抑郁。治疗甲亢病人，无论是外科手术或用药物来制约甲状腺的过分活动，都能缓解躁动不安、神经过敏的倾向。甲状腺功能衰退，通过服用甲状腺激素治愈之后，会缓解病人的淡漠状态，恢复病人受挑衅时表达愤怒的能力。

　　愤怒与抑郁以及与之相关的自发性与攻击性障碍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一联系会进一步被抑郁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强化。患者受到伤害、冒犯、威胁的机会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于他的自我价值意识收到挫伤。平时不可能使他心烦的只字片语或无动于衷的表情，如今他能从中得出自己受到冷落的结论。矛盾的是，抑郁症患者本人的行为屡屡激起他人的愤怒与拒绝，而远非他所梦寐以求的温暖。对于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人来说，当抑郁本身正是患者内心狂怒的体现时，抑郁特别令人恼火。

　　哈雷·赖特是美国新英格兰一个不大的学院的副院长。他三十八岁时正院长退休了。哈雷为这所学院做出过出色的贡献，原指望自己能够入选登上院长的宝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校务委员会决定从外面另行物色一名院长，哈雷晋升的希望落空了。

　　他感到深深地受了伤害。他抱怨自己未受赏识——这样想未始不可，但这一念头又随即触发了一连串的反应：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才干，弄不清究竟能否胜任这一重任，也许他一向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冒犯了校务委员会的某个关键人物。他得了抑郁症。

　　哈雷的愤怒没有以直接、公开的方式表达，而是被压制下去。但是它以一种“无关痛痒”的态度露了头。他不象以往那样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全体教师会议他常常迟到，有时压根就不出席。新任院长对哈雷以前为学校所作的贡献仅略有所闻，因此一次又一次被他那副阴阳怪气的模样所激怒，于是便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严加斥责，这使哈雷愈发感到不受赏识。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行为与院长对他不耐烦的表示之间的联系，他倍感伤心、愤懑。当院方要求他辞职时，他大为震惊，最后他终于对这一局面大发雷霆，但为时已晚。

　　哈雷由于未当上院长而深感失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未能就自己的情形主动与新任院长交换看法，日积月累的、以抑郁形式表现的愤怒，使他难以找到更适宜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本来可以预料学校会从别处聘任一位院长，由于他本人也在院长人选的认真考虑范围之内，他本可以用更明确的方式表示自己对这一职位的兴趣。当任命一旦揭晓，假如他觉得有必要离开，他本来可以递交辞呈，而不必用自己的行为来迫使别人辞退自己。他本来可以继续出色地工作，直到新院长能看到并承认他对学校的贡献。

　　因为哈雷不会处理自己的愤怒，他只能退却，而以抑郁来表达自己的沮丧，并随之饱尝他人的怒气作为报应。这种模式表现力称作“被动攻击性”的行为：攻击性，并不是积极地汇集起来直接对准某一目标，而是被抑制下去。患者企图以迂回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这种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别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担后果。

　　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也是后天习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弄痛自己，父母会有所反应。当孩子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应的方法时，他们乐于放弃这种戏剧性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式，来引起别人注意或表示沮丧。如果我们对那些易于产生消极性攻击性行为的人作番调查，便会发现，在他们性格形成时期，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对付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人，自我伤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报复”办法，因此他们通常对感情交流感到严重困惑，并缺乏反应能力。

　　这种行为容易演变成一种坏习惯。例如在青春期，有些抑郁的青少年便以在学校表现恶劣来表示自己对父母的失望与愤怒。他不会有效地集中精力使考试一再不及格，他们迟交作业，即使交了也草率从事。他们装出一副失败的姿态，拿着成绩单回家，使父母恼羞成怒。父母亲想强迫孩子改变的一切努力都遇到他们的顽强抵抗。

　　这些年轻的差生们通常都心情抑郁、愤怒。他们不体面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向父母说：“我受了伤害。我愤怒，但你们未能给予我体面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情。”一位秘书上班经常迟到，或者一位随身总是不带足够现金的顾客买完东西几个月后才付清账单。他们的这种举动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粗枝大叶的人。通常这种模式是无意识地旨在骚扰某一对象的一种暧昧的敌意表现方式。有严重抑郁的人高度缺乏主动性，这本身通常也是一种表示愤怒的消极方式。

　　种族和血统因素对于人们经受或处理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响，在美国也不例外。尽管在美国，人们与自己的原籍已相隔两三代之遥，但处理怒气的方式不仅会由于生活接触代代相传而且根据荣格的文化潜意识的概念，如果断定几千哩的路程或一个世纪的年代便会大大改变传统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来的大厦结构，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质上是个“大熔炉”的美国社会无法计算沟通方面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种族特征的相互冲撞。例如，一对夫妻发现，虽然两人几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高度相容，但各自处理怒气的方式差异几乎毁了这场婚姻。丈夫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会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几分钟后怒气便烟消云散，而且很可能把这段插曲忘得干干净净。妻子是苏格兰——英格兰血统，十分重视控制感情，很少发怒。感情受到伤害时，她变得沉默孤僻，感到强烈的被冷落感。并且由于自己无力释放内心翻滚的激情而觉得自己无能。她往往以一种微妙的、挑衅的冷嘲热讽来施行报复，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种自以为是的气焰。直到他们上诊疗所咨询、开始全力以赴闯出这条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认识到自己发怒的全部后果，直到她学会如何更善于表达自我，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跨文化的研究报告中记载了这一事实：在严格宗教环境中成长的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欧血统的家庭，那么他们在面临内心愤怒时有退缩的倾向。内心抑郁是他们对挑衅的一种常见的反应方式。相反，来自并不那么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别是南欧血统的人，显示出相反倾向——在激怒时，更少流露出抑郁感，而更易于将强烈的感情引向外界。

　　对于所有抑郁症患者，仅仅使其怒气释放并不一定有疗效。乍一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与下面这个观点有矛盾：抑郁本身往往是敌意的表示，而当抑郁症患者比较善于发泄自己的激情时，他便重新获得了能量与攻击性。但是，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愤怒之中，有一部分来自神经过敏：他们消沉的自尊心怂恿他们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所感到的伤害，除了有可能来自于实际事实，常常还来源于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

　　如果抑郁症患者拼命控制的怒气是由于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不管这种伤害来自事实还是来自想象之中，能够表达这种愤怒的确会渲泄一些心理紧张，但这不会自动消除底层的抑郁。对于终生神经过敏，并一直紧紧地按捺心中强烈敌意的那种人，突然的怒气爆发——在“交朋友”小组中鼓励患者这样来表达感情——不太可能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能改变患者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事实上，这种体验有可能适得其反，使患者面对着被激发起的那股陌生的感情狂潮而感到惊恐万状。

　　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压制自己的敌意。在一些病例中，愤怒与暴力既是抑郁的原因，也是抑郁的结果。一位十六岁的少年说道：“我在学校表现不好，我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我想试试体育，但进不了校运动队。在家里，妈妈对大小事情都非常苛刻，她老是用脏话、下流话对我破口大骂。她一天到晚总是盯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难怪父亲离开了她。象我这种人将来是没前途的，我想攒点儿钱，离开这地方。”

　　说这些话的孩子并不是来自贫民窟，而是来自郊区上流中产阶级家庭。他被警察逮捕过，因为闯进一家五金商店，殴打营业员，抢走一些货物，他希望卖掉这些货物后能凑足钱离开这个城市。在家里整天挨骂，又缺少一个与他息息相通的父亲，学校里的成绩丝毫不能给他安慰，从同学那里也得不到什么帮助，他实在是铤而走险。他的绝望导致他诉诸暴力行为来达到逃离这个城市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发泄他身处这种环境而感到的无比愤怒。

　　当人们与自己激情缺乏接触时，特别当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时，敌意通常不会受到压制或约束，而是完全表面化，将底层的抑郁掩盖起来。

　　安妮·理查逊正处于绝经期。她除了时而有些轻微头晕或短期的发烧之外，肉体上并未感到什么不适。她以前睡眠有些困难，胃口也不好，但精神看来不错，谁也不曾怀疑她得了抑郁症。

　　但是她是个极其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她不断地挑剔丈夫和孩子。假如屋子稍有不整洁，她就尖声叫嚷，直至报纸拾起来了，烟灰缸也倒干净了。如果他丈夫下班回家迟了，她便对他的疏忽唠叨个没完。他无法让她遵守安排好的周末计划。当他们外出旅行或接待朋友的时刻即将来临时，她总是责怪丈夫订得不周到。

　　有这么一种“愤怒型”的抑郁症。有一位总经理的情况与安妮稍有出入。这位患者的抑郁表现形式是粗鲁、暴躁、不耐烦。在家中，他对别人十分蛮横无礼，对于日常生活的??不屑一听。上班时他在雇员身上为鸡毛蒜皮的小错找岔子。他看起来永远是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他可能试图以酗酒或与女人发生短暂的关系作为一种治疗措施。他否认自己正在感到抑郁，也不承认曾经感到抑郁。这种类型的否认通常伴随公开的，有时甚至是强烈的怒气，并倾向于将自己的怒气归咎于他人。

　　但并非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有意无意地必然是怒气冲冲的人，承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有这么一类直接的、不复杂的抑郁反应，它们可能由失望、拒绝或损失引起。当抑郁时，这种人即使遇到挑衅也可能不会激发自己的怒气，因为怒气本身在抑郁的本源中并不起重要作用。

　　如果不考虑怨恨的本质，那么任何关于敌意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怨恨与愤怒不同，也和抑郁不同。事实上，急性抑郁症往往能从充满怨恨的复仇中拯救一个饱受创伤的绝望的人。

　　精神病学家奥斯卡·迪特耳姆与药物学家约瑟夫·赖利在其研究中发现感到怨恨的人血液中所特有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这些专家严格地把怨恨定义为一种持续、顽固的敌意状态，一种“对于某种伤害的持续的、刻毒的感情，以及一种复仇的欲望。……投射作用于继而引起的疑心是怨恨所固有的两大因素”。怨恨的人感到一种痛恨，乃至愤世嫉俗，由于事实上或想象中他受到了环境的伤害，他据此证明自己这种感情是合理的。怨恨与抑郁及压制的敌意不一样，后者可能在某些心理神经病例中或抑郁症病例中观察到，怨恨与直接的愤怒也完全不同。

　　怨恨的人缺乏内省力。他通常对别人的感觉缺乏敏感。他可能因为无法支配或控制环境中的其他人而怏怏不乐，特别是当他的要求不能一下子满足时更是如此。他不能原谅别人的冷落与拒绝，其实这当中有许多是无意的，或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他以找周围人的岔子为乐

　　清除怨恨需要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结构，它能使人舍弃被人冷落的感觉，从而宽恕他人。这一转变并非易事。无论在哪一种心态之中，无论是焦虑、抑郁甚至酗酒，倘若怨恨是其中一种主要精神因素，那么康复的前景便会大大地黯淡。心怀怨恨的人太沉湎于考虑如何跟别人算账，如何使他人痛苦。当他们由于自身原因而感到明显抑郁，并为此闷闷不乐时，他们考虑到是如何为自己开脱责任。事实上这类人是一种抑郁诱发型的人，他们可能使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产生抑郁，假如这些人经常接触到他的恶意的话。

　　相反，抑郁症患者在痊愈之后经常流露出谅解的意愿，一种重新开始的迫切感。他的价值观念结构将爱情摆在重要地位，即使当他头脑中充满愤怒与绝望的念头时，这一点也毫不动摇。

　　如果说攻击性在我们文化中成了一种有争论的品质，那么还有一种品质同样有争议，并且常被忽视。这种品质对于理解西方人的抑郁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前者，这就是负罪感。